写在前面： 今年开春，四味毒叔做了一个用户调查，参与调查的用户有百分之70是影视行业从业者，其中百分之三十是20岁到30岁的青年影视人，在填写“希望看到怎样的节目”时，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选择了“青年影视人的生活环境及创作困境”这一选项。其中青年影视人和资深从业者的比例几乎是1:1。这个数据无疑是让我们兴奋的，年轻人有话要说，而也有人想要听他们说。在不影响节目正常播出的情况下，我们开始了长达两个月的筹备与策划。这对于一个日播节目来说是巨大的压力。在挑灯夜战，疲惫不堪的时刻，始终有一个声音支撑着我们“让更多的人，听到他们的声音”。 ◐ 北京到底有多少导演？大概可以用一个笑话来描述清楚，从天而降一块大石头，落在朝阳区随便一条街上，砸死了十个人，九个是导演，还有一个是执行导演。这个笑话我最早听到大约是在2014年。那一年，网大兴起，票房和荧幕数也迅速增长，一大批人和带着钱的人涌进了这个行业。这样的热闹持续了很久。 大家都说，影视寒冬就是那热闹过后的大浪淘沙。以前我一直认为这种说法对于很多影视人来说是一种浪漫的自我欺骗，他们念叨着这四个字，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会那“不换金”。但是沙是金没有人清楚，只有一件事是明了的，浪拍在身上，真的疼。 就在前几天，还听人说起有一位青年导演在北京没活干，无奈之下回了老家，几件事黄了之后，为了生计去茶楼做引位员，其实就是保安、门童一类的活计。 ◐ 这是《走近青年影视人》系列的第三个篇章，导演篇。在之前的演员篇和编剧篇中，我们的嘉宾大多都曾感叹，无论主动权还是话语权，导演这个职业总是比他们更有优势。这也给他们在寒冬中寻求出路带来了灵感，演员想成为编剧或者编剧想做一名导演，都是渴望在漫长的等待中有主动出击的机会。对于此，今天的导演篇更像一个无情的答案。 2017年底，曾有机构做了一次中国青年电影导演生存状态的调查，有两组数据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第一组是关于他们的收入情况，有百分之十二的导演需要靠朋友或家人的救济，百分之二十八的导演需要靠私活养活自己，而认为自己收入高的只有百分之三。第二组数据是关于他们处女作的资金来源，自己掏钱投资高达百分之三十八。 接受调查问卷的60位导演在当时大多数都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片作品，并且已经在行业内展露头角。如果算上那些毫无名气，还没有长片作品的导演，恐怕难以养活自己的导演要从百分之四十翻倍成百分之八十。 砸锅卖铁也要拍电影的例子在这个行业中并不少见，他们对于艺术和梦想的执着多令人敬佩，他们的生存状况就多令人堪忧。大多数的导演，并没有稳定的收入，“一年不开张，开张吃一年”的话早就在行业内外流行了起来，而今天我们所了解的实际情况更多的是“一年一年不开张”。 ◐ 杨琪是我们这次采访的导演中年纪最小的，刚刚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这个响亮的招牌在寒冬里似乎也并不保暖。关于影视寒冬，她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北京拍广告费用高的活已经很少了，而小的广告甚至都要比方案。 在我们第一次去杨琪北京的住所进行前采的时候，杨琪正打算去瑞幸咖啡做兼职，她和两个朋友合租了一间卧室，每天自己做饭，日常生活的支出很少，但是即便如此，依然面对着很可能入不敷出的情况。 那时候，我们在杨琪身上并没有感受到对这件事的懊恼，甚至还兴致勃勃地跟我们分享“咖啡店兼职计划”的好处，既能保证自己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又能赚到一笔生活费，而且根据她计算的兼职时长，还不会耽误她做其他的事。 也许杨琪并没有觉得自己有多坚韧，但是在窘迫的生活面前可以这样乐观，却着实感动到了我。 但当我们正式决定采访的时候，杨琪已经放弃了咖啡店的兼职计划，陷入了一种焦虑的抑郁里。 在这次采访中，杨琪说的两段话我印象最深。 “我想成为库布里克那样的人，但我知道我这么想的时候我就成不了库布里克了。” “我上初二的时候跟我同学说，我要做一名导演，他们说我那时候眼里有光。我觉得这是命运。”时隔多年，杨琪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眼里依然有光。 入不敷出的生活不让她焦虑，和朋友合租在一间小小的屋子里也不让她焦虑，可是在现状和梦想的挣扎里，她却是实实在在的痛苦。她寻求的出路是考研，这大概也是她现在唯一能做的，让自己安心的事。 我开始意识到，杨琪或者正在经历很多青年导演最开始经历的事，年少有梦想，充满了干劲和勇气，一面觉得自己远远不够，一面坚信这是命运的选择。这大概是一个导演的青春期。 ◐ 朱轩毅是我们采访的另一位青年导演，毕业于南加大，和很多年轻人一样怀着做一番事业的梦想回国，至今没有拍过一部长片。我问他，有没有感受到影视寒冬。他回答，没有，因为他一直都在冬眠。 我们第一次采访朱轩毅的时候，他刚刚得知自己的短片没有入围戛纳，长片剧本《向橘红色的天空叫喊》在等待上影节创投的入围结果。 他好像一直在等待中。 他告诉我们，每一次的失败或者等待都不让他焦虑，可是焦虑感还是侵蚀着他。 那些预先得知的失败在等待中慢慢累积起来，日子好像就没有尽头了。 我们第二次采访朱轩毅是在他终于等来了上影节创投的入围通知之后。入围创投对于朱轩毅来说确实是件可喜的事，可是再那之后，他遇到的却是更多的碰壁。 如今，影展或者创投已经成为了很多青年导演成功的途径，但哪怕通过了这样的考核，能拍出来的作品还是少之又少，不幸的是，朱轩毅并没有成为其中之一。 很多人都认为电影行业是一个讲运气的行业，但其实并不是。如果你是一个厨子，自己开了家小餐馆，只要你做的饭好吃，就会有人来吃，如果地理位置优越，也许只用做得一般般就可以。而影视行业的创作者们，需要的是他们在所有的机会面前每次都好，一次比一次好，才有可能成为那个幸运儿。 但这并不是件悲伤的事，所有选择坚持的人，都早已接受了这个规则。如今朱轩毅又投入了新的创作，就是最好的证明。 而在这一切之前，他先让自己在冬天睡去，否定了春天会到来，用一招破釜沉舟让自己安心下来。 ◐ 陆庆屹是我们这次导演篇的特邀嘉宾，我知道他是从《四个春天》开始的，最早我会觉得他很幸运，花两千块钱拍了一部纪录片，获了不少奖，票房居然也不错，一下子就成了炙手可热的导演。 直到我知道，他已经四十多岁了。 在采访陆庆屹之前，我一直以为他只有三十出头。这多出来的十来年，让我很感慨，他到底经过了多少等待的岁月？ 与杨琪、朱轩毅不同，陆庆屹的身上永远有一种安静的感觉，但我并不认为这是成名带给他的安逸，而是那些曾经望不到头的日子。 他曾在工地上干活，每天看书，写日记，这不一样的行为习惯让他成为了被嘲笑的对象。那时候他大概也会和杨琪一样陷入现实和梦想的挣扎里，而与此同时他也清楚的知道，被排挤是一种必然，因为他们原本的生活被他打破了。这种反思大概来自于天赋。 也许就是那时候的生活，让陆庆屹拥有非常强的自制力。在我们采访的时候，他每天五点都要做一个小时的公交到工作的地方剪片子，即便生活如此匆忙，他依然每天洗脸、刮胡子，绝不会乱糟糟的出门。他的生活看起来很单调，两点一线，但陆庆屹却说他每天过得都不一样。 明明是很简单的事，却让人觉得有力量。 我不知道陆庆屹的样子会不会是杨琪和朱轩毅的未来，但是陆庆屹却带给了我另一种安心，在看似漫长又无力的等待过后，春天一定会来。因为这是命运的选择。 ◐ 我们在这个寒冬听到了太多来自大咖的倾诉，也许我们也可以去听听不太一样的声音。这些青年影视人从来不喊疼，我们本来以为他们是没有机会喊出声。可是并不是，生活把他们磨炼地皮糙肉厚，他们对创作和自我的焦虑其实远远大于对生存的焦虑。 这个项目能不能讨好市场？那个故事会不会赔钱？他们不想这些，也没有机会想这些，只是低着头认真地看着自己，在没有追上任何人前，他们必须追上自己。 在做这个系列节目的时候，我们都很希望可以换个角度去看看这个行业，试图找到度过寒冬的办法。在已经做了三个篇章之后，我想我知道了答案。 就是等待，在等待中审视自己，然后像所有的青年影视人一样，回到初心的样子。像杨琪一样恐惧自己成不了库布里克，不怕得罪人地下决心绝对，自己的作品不要和电影学院其他同学拍得一样；像朱轩毅一样不期待春天，逼迫自己心甘情愿地冬眠，但同时也像陆庆屹一样每天都过成春天。 我们失去初心太久了，如今也该回归初心了。 物极必反，这也是命运。 文 | 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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