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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谈:回望局部变化,希望疫情增强我们控制繁荣的能力

并非一切都会被时间摧毁。文学和图像是失去的时间的恢复。这个时代正以巨大的吼声向前推进,乡村一片寂

洪亮的梁庄、真武和贾的汾阳都是普通的村镇。中国是由无数这样的普通村庄和县城组成的,这是我们生活的基础。

2020年3月,洪亮发表了第二篇部长级文章《四头大象》。在这部虚构的作品中,延伸自梁庄河的记忆成为了生死之间的桥梁。归来的大学生们在良庄河墓地遇到了三个亡灵,并开始了一场长谈和各种各样的世界冒险。4月,梁的短篇小说集《神圣的家庭》被重印。她用当地的烟火和丰富的诗词讲述了吴真人的悲喜人生。

2020年初,贾的最新纪录片《一路走到海,变蓝》在柏林国际电影节首映。这部电影的诗意和坦率的镜头是针对广大和陌生的农村和作家谁写我们的农村(洪亮是叙述者之一)。他们的口述和回顾展现了一幅中国社会变迁的灿烂而美丽的画面。

贾、是敏感于时代和现实生活的创作者。当家乡熟悉的风景逐渐失去了原有的活力,当家乡无数的年轻人转身离开时,中国本土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断裂。两位创作者一直坚持用脚和眼睛测量,用图像和文字记录给我们留下这个村庄和这个村庄里人们顽强生活的痕迹。

4月24日晚,北京新闻-& middot;文化云客厅系列直播,第五期,我们加入中信中端;大方邀请著名导演贾和学者、作家与《新京报》记者于现场交谈,从话语中回眸中国社会的美好变化。

右起:贾、,余,新京报记者。

安排|于

1

“游到大海变蓝”:

四代作家接力中国农村社会70年

俞:如果没有疫情的话,你的新电影《游到大海变蓝》应该在这个时候上映。柏林电影节首映后有很多讨论。你为什么想拍这样一部电影?你为什么邀请洪亮先生成为这部纪录片的主要叙述者之一?

贾·:游泳直到海水变蓝是去年夏天拍摄的。一方面,在我的作品系列中,有两部关于艺术家的纪录片,一部是2006年的《东方》,是关于画家刘啸东的。一个是2007年的“无用”,是关于时装设计师马可。这两部纪录片完成后,我一直想再拍一部。一方面,我对文学和当代艺术特别感兴趣。另一方面,作为长期的表达工作者,这些艺术家对这个时代和我们的生活有非常敏锐和独特的洞察力。

前两部纪录片完成后,我还考虑拍摄其他艺术人物,包括建筑师,甚至县里的规划师。因为整个国家都在变化,建筑规划非常积极,但是很多原因没有得到落实。在过去的两三年里,我突然觉得我应该拍一部关于农村生活和农村记忆的纪录片。城市化进程非常快。每个人都涌入城市。要了解城市的现状,农村是分不开的。

格非老师曾经说过,城市与农村截然不同。只有了解农村地区,我们才能了解城市。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想到了作家。中国当代文学中的许多作家生长在农村,一直在观察和表达农村。这一经历值得分享。后来逐渐形成了电影的原型,原来的名字是“文学之村”,有了村庄,就有了文学。

“游到大海变蓝”海报

我们选择了四代作家。出现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文坛的马风先生,一直在我的家乡山西汾阳的贾加庄村的住宅里写作。我们对他那一代的“亚瑶蛋派”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写作知之甚少,但在制作纪录片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那一代作家可以说是社会工作者,因为他不仅写作,而且还参与了当地的社会改造,参与了当地的土地改造。第二位作者邀请了贾平凹,一位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教师。第三位是“60后”作家余华老师。第四位是洪亮老师,他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

他们四人的成长都与写作有关,他们的文学和个人经历都与村庄和小城镇有关。这样,一部由四代人组成的作品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过去70年的农村生活和内部的农村结构。

于::这是先生第一次出现在照片上吗?你能告诉我们你对拍摄这部电影的感受,并提前为我们“破坏”一些电影内容吗?

洪亮:这肯定是第一次。以前电视上有一些采访,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真的出现在大屏幕上。感觉完全不同。贾岛最初采访我时,我不知道他会拍这么大的电影。那时,我们在汾阳的一家裁缝店。贾岛准备得很充分,轮廓很粗。他问的是童年,青少年的生活经历和一些我很久没有提到的家庭故事。那时我非常投入。我和贾岛聊了三个多小时,好像有人在引导你回顾过去和那个村子的生活。

后来贾岛和他的近80人的队伍到达了良庄,这在我们村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就我而言,虽然我在电影里,但我还是我自己。贾岛给了作者一个非常自由的状态,没有给你一本书或任何限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是很自然的状态。因此,我带着贾岛的眼睛回到了梁庄,回到了大河。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这种散步加强了我作为“梁庄人”的地位:这是我的家,虽然我离开了这个地方。因此,我突然感到惭愧,我的家不够好,别人看不到。

贾岛刚才说,过去70年的生活特别重要。我们以为我们已经离开了家,但实际上稍微回顾一下那个地方,我们会发现它已经深深地烙印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且不会忘记它。即使下一代可能会有更少的村庄,这种文化的经历和几千年的生活痕迹仍然是我们潜意识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此,这次拍摄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也是一个重新审视自己的机会。

2

神圣家族:

洪亮的结构能力令人震惊。她构建了自己的文学地图。

于:作为在各自领域取得成就的创造者,你们的交流有没有给彼此带来新的东西?

贾·:这些作家对这部纪录片非常重要。除了慷慨大方地分享他们的个人记忆之外,最终的标题“游到大海变蓝”也是由解说员之一的余华老师讲述的,他童年的一个真实故事让我感动。“游到大海变蓝”成为这部纪录片的最后一个名字。

这部电影的结构在我拍摄《洪亮先生》时第一次清晰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当我和梁先生坐在裁缝店里接受采访,听她讲述自己的生活时,结构意识第一次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因为随着故事的进展,你会发现我们可以沿着她的故事整理出一个家庭结构。这个结构最终在电影中呈现出来:母亲部分,父亲部分,姐妹部分和儿子部分,这是她的故事的核心。

在三个小时的谈话中,梁先生非常激动。事实上,对于一个听众来说,她背后已经有了一个非常清晰的结构。在那次采访之后,我重构了这部电影,所以这部电影最终变成了一个18个动作的结构。可以说是梁老师促成了这部电影的结构。

这种能力在梁老师的作品中也触动了我们。《神圣的家庭》由12个中短篇故事组成,但事实上我可以把它视为一部长篇小说。我对小说中空的结构感到震惊。虽然我们在电影中更多地关注了空的结构,但她在《神圣家族》中建立的整个真武中的空结构却非常清晰感人。比如,大街的名字是什么,哪里是卖日用品的商店,哪里是药店,哪里是大操场,在她的脑海里,她描绘了一幅幅广阔的真武地图。

洪亮:我非常熟悉贾岛的电影。我是一个老粉丝。贾庄之行是我第一次见到贾岛。但是在他的“希尔之家”和“小武器”时代,我已经对他的电影了如指掌。连续13年,我在大学课堂上玩“小吴”。我给本科生上写作课,其中一节是给每个人看“小吴”,然后选择一个片段并用文字描述。贾岛的电影具有很强的文学气质,这是一种独立的、内在的、与现实很难契合的气质。它不仅是一种原始的生命形式,它对生命有着高度的抽象,它越是真实,就越是抽象。

小吴的剧照。

当老朋友肖勇发了财,拒绝让小武参加他的婚礼时,小武恼羞成怒,伤心欲绝。你会觉得这不只是一个小家伙,他是我们每个人:他渴望尊严和友谊,但他没有得到。一部好电影当然也包括文学作品。这一定是从最实际的细节中提取出来的图像。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形象,但我们不知道。

这就是为什么我对贾岛的电影着迷。后来,我看了他的《月台上》、《任逍遥》、《田注定》,后来又看了《山雨欲来兮》...一个接一个,贾岛有了非常清晰的线索。一方面,他紧跟时代。另一方面,他也在寻找一些时代的共性,即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特征是什么?

我特别喜欢“山可能会离开”。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一方面,人们变老了,失去了。另一方面,我们也在构建自己的记忆,这是支持我们生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感因素。女主人公终于在雪地里跳舞了,特别孤独和凄凉,但特别美丽。她太老了,她的儿子不在身边。如果你一个人,你会觉得生活是这样的。很难,但是很美。

这可能是贾岛给他所有电影的感觉:如此尘土飞扬,却又如此美丽和高贵。他给中国最普通的生活增添了光彩。文学也应该是这样的。最普通的生活可能布满灰尘,但当你擦去灰尘时,它是美丽的,或者美丽的核心就在其中。一个好的导演,一个好的作家和一个好的艺术家可能必须找到它并把它呈现给每个人。

3

一个好的作家,像导演一样,应该有“完整的面部特征”

于:我发现你的两个作品其实有很多共同点。例如,你们都密切关注小人物的生活状况。在某种程度上,你让未知的人说话,被我们所知,然后感动我们。我相信贾先生一定是被先生以前的创作感动了。你能告诉我们让你印象深刻的细节吗?

贾张克:我第一次读洪亮老师的“非小说”作品,《梁庄的故事》和《梁庄的中国》。这两本书一部分是关于这个村庄的内部结构,一部分是关于外出工作的人。这些我都很熟悉。我在县城长大,但我对农村生活也有很多记忆。虽然我家在县城,但我母亲的亲戚和我祖母的家人都在农村。从初中开始,我就一直打算收割小麦。我了解农场工作和农村的内部结构。

自从我离开汾阳上大学以来,我实际上已经远离了现在的农村。我在农村的经历和记忆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通过洪亮先生的书,我联系到的是我的记忆。我离开后很少回去的乡下发生了什么?在青岛和Xi工作后,农村人和离开农村的人过着怎样的漂泊生活?

《梁庄的故事》是梁庄以外的人的简历。它是基于可靠和充分的第一手数据。仅有数据和经验是不够的。对于“非小说”写作,需要深入观察。阅读这些书,你可以发现洪亮对生活内在问题的质疑。因此,她的作品最初给我的印象是它们与“非小说”写作相结合。

但很快她就有了小说。读完之后,我发现她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我记得几天前,当我给学生讲导演的课时,我谈到了导演的核心任务之一——场景安排,它实际上是处理屏幕上的所有元素:视觉元素、听觉元素、摄像机如何移动、演员如何移动,以及为房子的陈设选择场景有多小。这些都是场景调度的一部分。电影行业说好的场景应该有“完整的面部特征”,也就是说,你应该在场景中保持敏感。对于这个地方空空气,对于这个地方的空气,虽然你的电影不能显示空气,但好的导演可以显示它,如肮脏的感觉。我们看了展示湄公河的“情人”的开幕式。虽然我们闻不到它,但我们可以通过它的视觉和场景安排感受到闷热和肮脏的空气。这是一个很好的场景安排。

读洪亮的小说时,她确实是一个五官端正的作家。让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应该读一下。《神圣的家庭》有一篇名为《美丽彩虹》的文章,讲的是一个星期天卖东西的小店。几乎有一页半的篇幅专门讨论各种各样的肥皂,什么是雕刻卡片的味道,什么是火红色的味道,什么是洗发水的味道,什么是牙膏的味道。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她的捕捉能力可以告诉你在杂货店的混合氛围中你能做什么。就像一个音乐家听到一段音乐一样,他能辨别每种乐器的音色。当她进入生活场景时,她可以捕捉任何一种独立的呼吸,并把它写下来。

在读了她的《那个明亮的雪下午》之后,她对平原上一个雪下午的描述让我想起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对雪原的描述。他们内心的精神非常接近:一对青少年从雪原回家的过程,他们内心年轻的感觉和那种兴奋...我不太确定。洪亮老师能纠正它。她说整个白雪皑皑的大地就像一座坟墓,一片凄凉。

我去我的家乡洪亮拍摄,我对这个环境的深刻描述特别敏感。因为河南人口稠密,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田野里满是坟墓,路边满是坟墓,这与我们山西不同。我们山西的坟墓藏在山的后面。然而,在河南,你肯定可以在任何一条路上看到坟墓。雪覆盖了这样一个包括生与死的世界。在这样古老的土地上,河南的土地已经被人们耕种了几千年。几代人生活和死亡在这片土地上,这是环境的一部分。

洪亮:我的新书《四头大象》于今年3月底(2020年)出版,并于2019年10月在杂志上发表。昨天,我又读了梁的《郑光之光》的最后一章。一家人在坟墓旁,看着春天来临,河水流淌,万物生长,地下的声音开始出现。那时我才突然发现“四象”的影子。

“四象”记录了地下和地面的声音,这个世界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不区分生者和死者。我希望让他们通过。简而言之,这部小说是关于一个活着的人和三个不死生物的“幻想生活”。活着的人是韩小贤,高考状元,信息技术精英。三位死者分别是基督教长老韩丽婷、武官韩立国和熟悉植物的女孩紫菱。他们四人在墓前相遇,然后一起从良庄出发,漫游县城、省会和城市。在三不死族的影响下,韩孝贤从一个被世界遗弃的精神病人变成了一个受人尊敬和追捧的“大师”。经过一系列事件后,萧首先回到了墓地,三名死者也回到了地下,世界秩序也恢复了正常。但事实上,一切都变了,这部小说有点荒谬。

《四象》,洪亮著,版本:华城出版社,2020年3月

写这部小说,我主要想写当代人的精神状态和社会形态。虽然这三个不死生物是历史人物,但我特别希望透过他们的眼睛,透过过去,看到我们时代的现状。

我们时代的许多精神和社会情感以及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经历,如基督教和神秘文化,无处不在。我们看起来很现代,但那古老的东西一直潜伏在我们的时代和心中,并塑造着我们的生活。我希望通过这四个人,我将努力引导读者去发现和倾听时代的内在状态。这部小说的开头有点难以进入,但它是一个开放的结构,将会有神秘,人们必须读它。

4

“超现实主义”能更好地反映现实中的感受和体验

于:我也发现你的创作有了一个小小的转变。你们都开始用一些超现实的方式来表达现实。你知道这是巧合还是一代人的共同特征吗?《三峡好人》中的超现实主义手法令人印象深刻,《江湖儿女》中出现了不明飞行物,《四象》中人与不死生物的对话不同于你之前的现实主义创作。

贾·:对我来说,超现实主义本身就是现实的氛围。氛围激发了我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将超现实的部分融入现实。这种氛围到了2006年,大约在“三峡好人”的时候,社会可能已经达到了一种非常神奇的状态。社会本身的发展过程、速度和破坏力产生了许多我们无法用逻辑和现实来理解的东西。这种氛围反映在一部作品中,它可能显得超现实。因为只有超现实主义才能反映现实中的感受和经历。

对于电影来说,超现实主义本身是电影中的另一种观点。例如,我的大多数电影都描述了当前的社会,那是一个观察室。这是在场的普通人的观察,但他们的许多感受需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

在拍摄《三峡好人》时,你是如何自然而然地转变到另一个角度的?传统的方法是使用“上帝的视角”。然而,当一个不明飞行物来了,这种超现实的情节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低视角的地方,观点自然会改变。这也是一种创造性的技能。

三峡好人的剧照。

洪亮:我记得《三峡好人》中一栋建筑从地面升起的场景。这真的是超现实主义,但是如果你稍微想想,它一点也不超现实。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的现实。

你今年回到你的家乡,这是你的河流。第二年你回家,这条河已经被填满了。这次你回家,这栋楼还在。第二次,建筑不在了。它真的消失了。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现实,但是因为它太快,它已经成为一个象征性的存在。

贾·:我拍这栋楼的时候,它是一个移民纪念馆。这是一个未完成的项目。它与奉节最美丽的江湾和长江边的观景台在同一个地方。这座建筑的整体设计底部窄,顶部宽。它非常不稳定。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我以为这座建筑有一天会飞走。结果,在我们完成拍摄后的第二年或第三年,这座建筑真的被炸毁了。它真的离开了。

洪亮:我们生活的现状是一种异常的震撼。有时我们说超现实主义实际上是颤抖的一种表现。

当我写完《梁庄的故事》后,我去厦门和一群同事聊天。他们都来自南方。每个人都站起来谈论自己的小河流。他没有谈到梁庄,他们也没有来。其中一个人说,读完这本书后,他回到家乡找到他最小的孩子,指着他的鼻子说,“是你让我无家可归。”原因是当他年轻的时候,他可以通过推窗户跳进河里游泳。这条河非常清澈。然而,当这个金属矿后来被开发出来时,这座山被挖得很糟糕,整条河都被污染了。他的几笔小财富都依赖于此。

几十年后,我们的社会完成了“巨变”。最初,“海洋变化”是一个非常长的时期,一个特殊的长期时间空运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找不到自己的家或回归的地方。精神上的无家可归感。

这种混合状态实际上存在于中国人的生活中,它们是超现实的。一个作家或电影制作人是要恢复已经渗透到我们潜意识中的东西,并使我们再次意识到:这座建筑如此容易地离开,我们心中有如此多的古老的东西。

5

“非虚构”和虚构文学最终会落地。

于:先生也因他的“非小说”写作而出名。现在他正试图创作小说。虚构和非虚构的区别是什么,你的创作的延续是什么?贾导演可以说是中国拍摄纪录片的导演之一。你为什么把大量精力放在拍摄纪录片上?

洪亮:风格不应该是作家写作的局限。一个好的作家应该打破那些所谓的偏见:小说必须这样写,“非小说”必须这样写。许多人批评《梁庄》中有“我”,有我丰富的情感,不客观。后来,我想,如果《梁庄》里没有“我”,那就不是小说了。因为梁庄是我的家,我不能假装不把它写得异常平静。我写《庄莉》和《家庄》可能是另一种写作方式,而且文体特征也应该根据你写的对象具体界定。

如果你想说两者的区别,“非小说”写作就是你必须面对真实的生活场景,你必须有足够的洞察力,足够的知识和能力来深刻地描写你所面对的生活场景,你必须能够洞察这个场景的内在复杂性,并且能够一点一点地整理出内在的肌理,让读者能够感受到它。“非小说”写作是有限的写作,其局限性在于它是一个真实的生活场景。你不能虚构,也不能随意添加。

虚构的文学可能要检验你的想象力,一种飞翔的能力。虚构的情节如何才能回到真实的水平并相互关联?你可以自由飞翔,你可以创造人物,你可以添加一棵树和一条河,任何东西,但最终你必须回到一些逻辑。这种逻辑可以是现实的,可以是人类的,也可以是更遥远的东西。然而,最终,你还是要有一个逻辑。这两种书写,一种是向下和向内的挖掘过程;一种相对向上的状态,但最终还是落到了地上。

《神圣家族》,洪亮著,版本: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4月

贾·:无论是“非小说”写作还是纪录片,其实在我们定义它的时候,“非小说”背后是文学的概念,纪录片背后的电影概念归根结底是一种审美的东西。当我阅读“非小说”作品时,对我来说,我不是在阅读实地调查或新闻报道,而是作者在处理真实材料时的观察。这是一个阐明内部细节和内部秩序的过程,需要强烈的共鸣和想象力。

一位著名的法国摄影师曾经说过,原文可能不一定是这样的:“事物只有被拍摄下来才是艺术。它们只有在被艺术家描述和注意后,才成为他作品中的文字或作品中的图像,才被称为艺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一部“非小说”作品可能在采访中采访了100个人。为什么这15个人最终出现而不是100个人?选择、角度和结构都是体现创造力的地方。

至于纪录片,纪录片实际上是电影最原始的状态。电影一问世,《工厂之门》和《火车到站》就成了纪录片,它们具有电影的原始魅力——还原世界的物质现实。

纪录片常常在三个方面给导演带来满足感:一方面,它们满足了整个纪录片的不确定性。我们不知道会拍什么。这是一个探索的过程。从拍摄和剪辑的过程来看,这部电影的叙事、内容和结构都是未知的。最后,这项工作可以形成。起初,这只是一个大计划,这种不确定性对董事们尤其有吸引力。

此外,它要求当你拍摄时(保持额外的洞察力),你首先拍摄什么,在同一个房间你能看到什么?你能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吗?或者你可以观察空范围的哪一部分,纪录片要求你找到内容。

当你发现该拍什么时,你必须面对一个正式的问题。你想从什么角度立即做出决定?固定镜头还是移动镜头?这是平击球还是反击球?因此,拍摄纪录片对导演来说有一种愉悦的感觉。制作一部电影实际上是“拍摄”一部电影。我们有一个制作故事片的完整想法,许多同事甚至写了一个镜头脚本来实现它。

然而,纪录片没有这些。纪录片是你对生活的第一次艺术处理。这就是纪录片对作者特别有吸引力的原因。

6

写作中最有价值的事情是调动自己的经验和最深层的东西。

于:你的创作离不开你的家乡。土地和家乡对创造者意味着什么?

洪亮:家乡的“乡”指的是一个普遍的地方。比如,贾岛是一个小县城,我是一个村庄,有些人是一条街,有些人可能是一套公寓,都是“乡长”。“乡镇”实际上是一个童年和青年以固定方式生活的地方。当你长大,当你离开家,那是你的家乡。对于中国人的生活来说,大多数人出生在小地方,他们的家乡与土地和当地生活有关,所以它是以农村生活为基础来定义的。

我不认为作家必须写他们的家乡,但是对我来说,虽然我已经在北京生活了十几二十年,我总是带着特殊的灵感去思考我的村庄和河流。为什么?这并不是因为我想念家,也不是因为这条河有多美,而是因为这个地方让我可以自由思考,这让我特别感动,已经有近一两年了。有些人认为找到一个像福克纳的“大邮票”一样的地方是一种文学传统。我不这么认为。我想以此为起点的原因是,在这里我可以自由成长和独立思考,相反,我可以得到更多的自由创作空。

贾·:我们刚才讲了梁先生讲的面积和空,梁庄和真武。我们经常和梁先生的家乡通信。事实上,这是她作品中的一个美学领域,就像我电影中的汾阳一样,汾阳建构了一个美学概念。

我的电影基本上是关于山西或山西人生活在其他地方,重要的原因是作者——我来自山西。我相信每个地区都有特定的个性,特定的情感方式。当然,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人,但总的来说,这个地区有一种特征,特别是包括传统的家庭教育、道德、生活和社区的历史原则、村庄和街道。

所有这些都反映在作者身上。当我写一个电影角色时,我习惯把他(她)写成山西人。因为我知道山西人的反应。例如,在同样的情况下,当两个人相爱时,男人会拒绝女人。我理解山西人拒绝女人的方式,但我不理解上海人拒绝女人的方式。这也很难。这给我带来了一个处理情感的内在现实。我相信作品中的人物会表达他们的情感。

另一方面,有许多因素形成了我们的情感,它们与我们的血缘关系、家庭和地区有关。这些东西形成了我们自己。因此,有必要回到电影中提到的作者的心理。所谓的“作者身份”是指电影背后有一个作者对此负责。这种作者身份体现在你从无到有构建的世界中,体现在你的情感逻辑和语境中。

我是一个经历过家庭生活的人。我们生活的大家庭以及与同学和人们的各种关系最终塑造了我。我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长大。从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起,我就一直在庆祝我的生日,参加满月酒,并在新年收到红包。当描述情绪时,我最终描述了我理解的那部分情绪。你让我写一个孤儿的生活。我可能写不出来,也不愿意写出来。太远了。所以我拍了我的照片。为什么我要给别人拍照?这不是懒惰,而是对自己精神世界的忠诚。写作中最有价值的事情是调动自己最深层的经验。

7

这种流行病给了我们控制繁荣的能力。

于:这次突发事件实际上给我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干扰。许多人不得不呆在他们的家乡,而其他人不得不呆在异国他乡。在他们不同的情况下,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我们的人际关系。因此,出现了许多相关的报道和感人的故事。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你们各自有什么想法?

洪亮:说实话,在疫情期间,每个人都很慌乱。太摇晃了。我每天看各种各样的新闻,泪流满面,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感到非常难过。这时我看到了贾岛的朋友圈。他早上写三个小时,下午剪三个小时,晚上跑步。起初,我感到嫉妒,然后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突然,我感到非常稳定,这让你安定下来,而不是恐慌。

在如此大的震动中,一个人仍然保持着他的日常生活,表现出一种尊严和勇气。不管发生什么,我们仍然要写作、生活、打扮和做饭。也是为了哭泣和爱。我认为在如此大的灾难中保持人类的日常本性是特别重要的。这是人类从灾难中恢复生命和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包括后来的意大利,这场灾难非常严重。看到一些艺术家在阳台上盛装打扮,给邻居唱歌,每隔空就举办音乐会,我真的很感动。我认为疫情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世界观,甚至改变当代人的文明秩序,尤其是成年人。然而,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如何从重大灾难中寻求一种稳定,而人类基本生存的稳定尤为重要。你仍然需要保持基本的人类尊严。就像现在一样,我们在这个地方聊天,生活将会继续。我们仍然严肃地面对生活中的每一刻。

事实上,在这一刻,遗忘也开始了。这种遗忘不仅拯救了人类,也是遗忘的开始。如何抵制不可避免的遗忘对作家来说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对我来说,我可能不会写这种流行病,也可能写这种流行病。但不管怎样,它已经影响了我的内心思考。我想重新审视我的写作。我想重新思考我想写什么。

贾在的短片《访》期间流行。

贾·:流行病时期的生活总是让我想起我的第一部电影。我27岁时拍了第一部电影。在我27岁之前,我有很多独处的时间,因为那时我仍在追求电影梦想。我是否能成为一名导演还不知道。这个过程的标准是一个人:一个人读书,一个人写剧本,一个人看电影。当然,这并不是说没有朋友或家人,而是有更多的时间与自己相处。

当小吴在27岁时被拍摄并逐渐步入正轨时,我需要刻意安排自己的时间,但我一直保持着这个习惯。当流行病来临时,我对它并不陌生。交通中断了,朋友们不能互相交流,他们可以自己写和读,他们也可以很好地安排他们的生活。

这种状态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你早年独处的时光。在你有了这样的经历之后,你就有了孤独的记忆,你也许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控制繁荣。面对繁荣,不要迷失在其中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希望这场流行病将提高我们中国人控制繁荣的能力,因为我们已经繁荣太久了。流行结束后,我相信对于年轻一代的艺术家来说,他们会逐渐克服文化的浮躁。世界不会永远繁荣,仍然有许多难题,有许多沉默的人值得我们关注,有许多我们忽视的现实,我们需要通过艺术来表达。

于:太好了。谢谢您们。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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